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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轩编辑、工圣审读
老编的话:今天,是新三届人中一位铮铮铁骨却默默无闻的英雄,人大新闻系78级同学祁林逝世两周年的忌日。
祁林夫人静茵女士昨日说:两年了,两年中我去过高山峡谷,总不免问他:你可安好?我信,他在云里雾里一定能听到!然,纵使千般思念万般不舍,已生死轮回转世重生。今天,看到人大校庆“大头像”我揣摩着,祁林如果参加校庆该是怎样的“亮相”?一定是铁骨铮铮的傲骨,因为他说过“人不能有傲气,但一定得有傲骨!”一定是“顽固不化”的样子,因为他崇拜谭嗣同“有危险冲我来!”一定是仰天大笑,朗朗笑声,因为他信奉吴祖光为他题写的“生正逢时!”……
老编翻检出祁林同学的一篇旧稿,并附上祁林夫人意外获得手稿后写给编者的短信,一并推送,以致缅怀。诚如祁林夫人所言,此文是在描写一位行走边疆的摄影家,却也是祁林本人的夫子自道。
原题
踏破人生
只身走边疆的摄影家徐力群自述
作者:祁林
“每一个人心中都应该有一座珠穆朗玛,那就是你凭着勇气和智慧去攀登的目标。”
——徐力群
我办公桌玻璃下有张照片,是摄影家徐力群在距离世界最高峰的顶峰两千多公尺的高度拍下的。尽管徐力群半开玩笑地对我说,这张照片倘若发表,所得稿费与在平地上拍的照片一样多,但他巡礼世界最高峰的气魄,以及只身考察祖国边陲迄今摄下的三万多张照片,绝非现在的精神产品计酬法所能衡量得了的。也正是也正是因为现在“鄙俗的物质主义镇压着思想,阻扰着政府与个人的行动,社会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窒息已死,人类喘不过气来”(罗曼·罗兰),他的行动才有金钱所不能评价的意义。“打开窗子罢!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!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”,这也是我介绍徐力群给读者的动机。
徐力群,40岁,哈尔滨人。若不是他正在北京开着一辆写有“边疆万里行”,涂着五颜六色各种地名的摩托车,那些不大讲礼貌的北京人,会脱口叫他声“土老冒”。
我第一次见他是在两年前。他从东北重镇黑河出发,驾车行驶五千多公里,抵达中蒙边界东端的伊尔施后,来京做短暂休整。那时他是兴奋的,不停地说沿途的见闻。第二次见面是在一年前。他已走完整个北疆,来京办首届边疆万里行摄影展。他已不太愿意讲历险故事,面对南下将遇到的“世界屋脊”,只是坚定地表示“走下去!”
此次,他已成功地走完了最艰难的路程,即将奔赴富饶的东南沿海。我们促膝而谈,他更加沉稳,细细品味这两年来的感受,如同收藏家整理他毕生的财富。下面,便是他三小时谈话的录音。
躁动
你问我什么时候最后下决心走边疆?是在我40岁生日那天。
3月,24日是我生日。那天早上四点,我一觉醒来,想起西方一句格言:“人生从40岁开始”。这句话有道理:一方面40岁应该是人生成熟的时候,“四十而不惑”嘛!经验多了,不切实际的幻想、狂热少了,比较有能力把握自己的命运了;另一方面,40岁以前没干成的事业,这时开始还来得及。尽管是个借口,也有点晚,总还可以找点安慰:人生才开始嘛!所以,人到四十岁的时候,一般都要想想自己还要干什么,还能干什么。
我是个个人行动主义者,行动就是我的哲学,行动代替思想。我不大善于思辨,但相信行动,干就是一切。这与我的家庭有关。祖祖辈辈是农民,父母从小受苦。父亲小时候放牛,没鞋穿,不得不在冬天,把脚放进刚拉出来的牛粪里取暖。母亲两岁死了娘,五岁即开始承担家务。做饭够不着锅,站在锅台上干。
现在,我父母早已退、离休,每月拿200多块,我们还给一点,在哈尔滨有两室一厅的房子,可就是闲不住,在楼里开办托儿所,根本不是为了赚钱,完全是“第一需要”。我再反对也不行。但这种东西对我不可能没有影响。苦干,行动主义,都继承下来了。想一件,干成一件。所有想的,包括幻想,都实现了。真的!
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,想搞创作便到大兴安岭,在加格达奇文化馆搞摄影。那正是“文革”期间。我看到一本画册《知识青年在北大荒》,就想:我们大兴安岭的知识青年也太值得反映了,出画册!那时还没有个人出画册的,可我居然搞成了,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的《林海添翠》,后来又出了一本《大兴安岭》;第三本《绿色宝库》……
我还干了许多奇怪的事:,1979年,我离开工作十年的大兴安岭,调到哈尔滨《黑龙江农业》杂志任摄影记者。当时我已小有名气,调回省城是很容易的事。可我在省里呆得很别扭,一是受不了办公室那种刻板的限制和复杂的人际关系,二是必须要拍不熟悉农业技术题材。尽管这样,我还是搞出了一套推广农业技术的幻灯片。每项技术拍十几张片子,配上解说,音乐,还自办发行,搞培训班,效果挺好,大受欢迎。为这个,省政府给我记了一次大功。
闲着没事,我又给自己找事:中国有那么多本菜谱,居然没有一本汤谱。而吃菜离不开汤,搞它一本!尽管我不会做饭,可跟给省长做饭的厨师混熟了,他做汤最拿手,半个月下来,我搞出了200多种汤的做法。共十几万字,配上照片,我还写了篇序言:《论中国的汤》。既然要论,就得下一番功夫,不能瞎写。这本书出版了,现在是独一份,看看我写的序言,还行!
既然能出画册,搞幻灯,写汤谱,我就觉得我干什么都行。干就是追求,就是一切。我挺崇尚我的行动主义。
说起走边疆,还得归结为我在边疆生活的启发。我大学毕业后十年在边疆,在省城工作了五年后,又主动要求再回到边疆。我对边疆的一草一木皆有情。调回前,省里说可以为我保留户口。既然要走,还留什么户口?我没同意。我当时只是想一辈子拍黑龙江。把这条4900公里长的中国第三大河,世界第五大河拍好,就心满意足了。
重返黑河的地二年,我被评为文化部系统唯一的“祖国边陲优秀儿女金质奖章”获得者。在北京发的奖。香港一位摄影家曾对我讲:“你应该到南方,西北、西南都转转,再回来拍北方,对比更深刻。”可那时没条件。在北京褂奖项时,一位部长问我有什么打算,我脱口说:“如果允许我沿着边疆走一圈,就好了!”这位部长说:“别人都想去名山大川,深圳、香港,还没听说想去边疆的,好!”他这一说好,就坚定了我的念头。
我是普通劳动者的家庭出身,对人民怀有很大的同情心。记得,1985年夏,我沿黑龙江采风,客船有一天停泊在一个名叫“御史大夫”村的码头。这个村只有十几户人家,村名大概和历史上的一段故事有关。我们乘的客船十天来一次,每次停泊,全村人都要来岸边观看。不送客,也不迎客,只是看。客船是他们与外界沟通的唯一窗口。
在他们茫然的目光中,我感到他们太缺乏关心和了解了。我按动了快门:那拄拐的跛者,抱婴儿的妇女,白发老人,连同全村的鸡、狗,都摄入了镜头。边疆又有多少这样需要人们了解,也希望了解内地的小村呢?加上我一直对边疆的历史沿革、民族概况,自然景观、风土人情等等方面感兴趣,于是下了一个决心:将自己化为一根“银线”,串连起祖国边缘的“珍珠”!
苦难
没有哪个人脸上不带有苦难的标记。苦难对强者是财富,对弱者是万丈深渊。可惜,我拥有这种“财富”太多了。
我干事常爱把退路堵死。“摧毁”了家庭后,更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。但没想到,走边疆不比我申请回边疆那么容易。整整半年,我奔波在黑河——哈尔滨——北京之间,光差旅费就花了几千元。我得一次次地同各级政府机关打交道,向企业拉赞助,完全是单枪匹马,疲惫不堪。好不容易,争取到文化部特批的一万元,黑龙江省文化厅也拨了一万元。而我光摄影费就需要四万元左右。钱不够也得走。日本一家公司愿支付我全部费用,条件很苛刻,没谈成。
幸好,南昌飞行制造公司提供了特制的“长江——750”摩托车,张爱萍将军书写了“黑龙”号车名,我弄到了一大沓子介绍信,算算可以走了。,1986年9月19日,我踩着了启动器,告别了黑河地委大院送别的几百人,喊了一声“我一定会回来的!”头也不回地驶了出去。
深秋的东北大地景色壮丽:金黄的田野,幽绿的林木,殷红的朝阳……而我的脑海里都是一片空白。风声,马达声,轰响成一片;道路,前途,茫然无知。开始,我有一种英雄的感觉,仿佛天下只有我一人,我是在替大众受苦似的。我将近代一位旅行家的话抄在笔记本的扉页:“余此行乃以世界为我之大学校,以天地与人事为我之教科书,以耳闻目见,直接的接触为我之读书方法,以风霜雨雪、炎荒烈日、晨星月夜为我之奖励金……”多么悲壮!
这种感觉常使我呼天喊地。有时一连走几天也见不到一个人,只有同大自然交流。在内蒙古大草原上,在荒芜人迹的森林里,我常莫名其妙地大喊一气,发泄心中的苦闷。
尽管我有足够的吃苦精神和很强的适应能力——我的足迹曾踏遍大小兴安岭的农场,我同鄂伦春人骑马打猎,常露宿雪地,过茹毛饮血的生活——但还是没有想到此行的环境如此残酷。那年的冬天来得早,10月下旬,已是零下20度了。山风呼啸,冰封千里,又是终日行车,感觉如同在零下40度一样。
我带了100公斤装备,常常把全身裹起来,只露出一只眼睛,每次掏照相机都要下最大决心,拍完后再把相机密封装好。严寒和颠簸使照相机多次发生故障。我带的一箱压缩饼干颠成了粉末,牛肉干“摇”成了“煤球”,胳膊粗的钢管车架折断过七八次,减震器颠坏了三个,车把都颠下来过。
我时常惊讶:“钢铁都断了,人的骨头居然没断!”至于油管冻裂,轮胎撒气,车陷沙丘,30度坡上熄火,黑天迷路、无处投宿的情况,更是家常便饭。在严酷的环境下,创作已经是第二位的事了,首先是生存,是怎么活下去。因此,我常常觉得委屈:谁需要我、要求我走边疆?谁知道我、关心我受的苦?我连家都没有,如果死在路上,都没人为我哭!
一次,我投宿在一个地质队的营房里,早上醒来,发现自己被锁在屋里。大概人们在忙碌中把我忘了。我铺开信纸,想写封信,竟然不知给谁写。从不掉泪的我,那天哭得像个孩子,泪水打湿了信纸。
有时,人的意志力很脆弱的,脆弱得像张纸,不堪一击;有时又很坚强,像钢铁。这之间有什么规律?我觉得在于接受苦难打击的次数和程度。一帆风顺的人不可能成为优秀者,钢铁是在炽热与骤冷之间炼成的。
这两年半,我浓缩了人生几十年的感受,如同一场战争将历史浓缩了一样。我经历了大悲大喜,大起大落,经历了极端的孤独,和不知多少次被素不相识、并不想得到回报的人的搭救、帮助。在无数次感情的波谷浪峰之间,我成熟了,成熟得连我自己都很吃惊。
比如,我不再有以前的那种英雄感和痛苦感,不再觉得自己好像是日本电影《追捕》中的杜丘,驾着飞机唱着“啦呀啦”在空中翱翔,也不再觉得自己仿佛替天下人受苦似的;我不再感到四面压来的孤独,不再哭、喊,而是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,进入了宗教的那种“静”的境界:一切幸福、苦难、快乐和烦恼,都可以用沉默来化解,人类的七情六欲,对我已经无所谓了。
我似乎成了“神”:没有什么困难是我克服不了的,没有什么险关是我过不去的。看看我走过的路:这里有世界著名的“进去出不来”沙漠,海拔5000米以上的“生命真空”地带,从没有行驶过摩托车、更没有单人驾车行驶的“世界屋脊”。沿途遇到有险情,凡是能够凭个人能力解决的,我就充满信心去干。
譬如,在西藏,我的车几次陷到湍急的河流里,开始我害怕。经过得多了,也就不怕了。自己一点点的把车上的东西搬上岸,在想办法去找杠子撬车。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阿里县,摩托车由于缺氧而燃烧不足,气缸高热,坡陡爬不上去,我就一点点地拿水壶到很远的地方舀来水,冷却气缸,晚上就露宿在山上。这些困难都是我以前无法想象的,居然也随遇而安,并不怨天尤人。
遇有实在解决不了的难题,就守在路边,等人帮助。我知道,等十天半个月也得等,一定能等来人,所以并不着急。这种平静并不是感情麻木,而是一种超然于物外,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的达观,能够“修炼”到中国人历来推崇的“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”的境界,得要有一番脱胎换骨的功夫。
超越
真正的超越是完全无我的,甚至是一种游移于四时六合八荒之外的东西。边疆万里行,对我来讲不只是要走四万公里路,更要踏破人生,跨越,走出一个全新的自我。
有人说我的行动是探险,想出风头,寻找刺激,甚至认为我不可能走完边疆。的确,我的行动很难被人理解,如果成功了,则更难以说明。即便是自己,每段的认识也都不一样。
现在看来,当初是有些狂热,并不知道将要遇到什么,只是崇尚行动。随着步步深入,认识逐渐深化。可以说,如果没有祖国、人民的力量,我早就半途而废了。
祖国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,她首先表现为领土和人民。在边缘线看国土,更感到她的奇伟和壮阔。边疆集中了中国最壮丽的自然景观,高山、大河、荒野、沙漠、平原、丘陵、森林、海洋……那神秘的界碑、界堆、界桩、界河,那雄壮的国门,静谧的农舍,洪荒的落日,密林的朝阳,从西夏古城遗址到抗日战场残迹,从陨石雨般散落的戈壁石,到野兽在雪地上如天公之笔般的足迹,以及沿途数十个民族迥然有异的生活习惯、宗教信仰、面貌特征、服饰、住房乃至墓葬形式,真是说不尽,道不完!
就说我刻意考察的边境线吧:那地图上蜿蜒的一笔,竟可分出几十种形式,有的以主航道厘定“楚河”,有的以铁丝网划分“汉界”,有的是一条无形的线,相隔数公里以一堆石块为标记。这条不可逾越的界限连野兽都知道,一跑过去,它们便昂首挺立,量猎手们也不敢随意开枪……
最动人心魄的还是高山。山是大地的母亲,有山才有水、绿色、生命和富饶。在山上呆久了就想陆地,但回到噪杂的城市,走感到人欲的卑微和高山的可爱。人类回归自然、酷爱高山的本性是植根于血液之中的,见到那么多高山,我理解了这一点。
推动我前进的另一个动力是人,那个哺育我、又促使我超越的阶级。我和劳动人民有天生的血缘关系,只要是劳动者,我们便有共同语言。不管走到哪里,我都无需拿出介绍信,我的这股劲就是介绍信,边民们把我当做最亲的人,他们对我的评价远远超过我自己。在内蒙古大草原,乌兰牧骑为我一个人演出,并将节目录了音,让我路上听;在新疆,伊犁电视台为我拍了一部电视片;在西藏,边防战士为我举杯,两听啤酒便令我大醉。
我无数次遇险,全靠素不相识的人们帮助;我两年所感受的温暖,超越了40年的总和。所以,我不再委屈、孤独,也不再痛苦、欢乐。因为我知道前边还会有更多的痛苦和更多的快乐。我超越了自己也超越了他们。我要把见到的、想到的介绍给全国人民,甚至全世界,让人们关心他们,帮助他们克服落后的状态,共同走向富裕和文明。
我迄今最大的收获不在于三万张照片和几十万笔记,不在于已经发表的文章和即将出版的画册,也不在于展览会的成功和新闻界的报道,而在于我自身。那种超越自我极限创造的记录,那种对于人的无尽的能力产生的无尽的信心,比一切文字和图片都宝贵。所以我说,我不光在走边疆,也在走人生之旅。
写于1988年底~1989年初
附
祁林夫人静茵女士的信
XX老弟:
周日才取回祁林手稿,已录入,现转发给你,随你用或不用,怎么用都可。
1、我在《悄悄话》中提到过为什么要带祁林的骨灰去珠峰?祁林生前我没有跟他有任何约定,纯属一人决定,一厢情愿。就是觉得只有在那个最圣洁、最高远、离天最近,也离心最近的地方安放他,我最踏实!无需任何悼词,他在我的心里永远闪光!
2、突然“飘”来的祁林手稿,共有三份,其中“踏破人生”有两稿。是长篇采访,我录入的是第二稿,第一稿完全辨认不得。这第二稿就像是祁林专为我誊写的。经过讨价还价,我以880元回购了共三份手稿。估计这些近30年的手稿,在那里已经默默地,默默地沉睡了许久,只是等待着有一天被我发现!
3、当我看到,这些再熟悉不过的字体,有如祁林就在身旁。祁林生前文章无数,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“飘”来这份文稿?而且是我刚刚西藏行回来。我不知道,为什么会以回购的方式复得祁林手稿?而且文章内容恰恰与西藏有关。
我曾在《佛堂,我问佛》中写道:“我问佛:千里来此寻找,你到底在哪里?佛曰:心中有我,不用来此。”果然如此吗?我越来越信不死的灵魂,越来越信冥冥之中,越来越信因果报应,越来越信心有灵犀,越来越崇尚大爱无疆!……有人能收藏祁林的手稿并拍卖,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可宝贵的吗?我早已没有了一家、一己之荣辱得失。只渴望在善良的光照下,国人能建树起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!
4、刚开始发现祁林手稿时,觉得那是祁林听到了我的“悄悄话”。誊写这些文字时,却觉得是祁林再对我说“悄悄话”。发表这篇稿子的时间应该在1988年底到1989年初。因为原稿上没有时间。我看到过《北京日报》刊载,但一时找不到,无从核实见报的准确时间。
看似祁林在写徐力群,实则是写他自己,尤其在文章“二、三”两部分看得非常清晰!他就是那个……曝光所有底片的人,就是那个“我是新闻记者!”冲出家门的人……就是那个跑新闻抢新闻不顾命的人……吴祖光曾给他题字“生正逢时”!现实中他却生不逢时!不会弯曲、不懂迂回,宁死不屈,造成他悲剧人生。
不对之处,请指正。
2017年6月13日
人民大学新闻系78级全家福,二排右7为祁林
祁林(前排右3)与大学同学在一起
2015年5月祁林在台湾。夫人说:这两张照片最能反映他的性格。不惧危险,不怕“杀气”,是他一生的写照
祁林(右)与大学同学在一起。2015年11月
文图由静茵女士提供,本号略有删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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